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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影像为媒，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艺观潮】 作者：王华（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郎玉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航拍纪录片《航拍中国》新疆篇、西藏篇等，从空中视角俯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展示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带来视听和心灵的双重震撼。芒果TV自制的纪录片《石榴花开》融合“网络直播”“VLOG日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政策关怀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一批以纪实影像记录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化、人文景观和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情况的纪录片作品因新颖的切入视角和表现形式，获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点赞。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推进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传播精准深入，应创新创作理念，结合新媒体传播形式，建构多维立体的内容体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内容细分：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以记录某一个民族的民风民俗为主，发挥文化记录保存的“民族影像志”功能，诸如《最后的山神》等作品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新时代以来，随着创作理念的转变，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题材发生转变，在创作中秉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走进大众视野，《告别贫困》中少数民族搬进了宜居的楼房，唱起“栋栋高楼平地起，休闲广场真热闹”的歌谣。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成为纪录片创作关注重点，《指尖上的藏族》这部代表作强调因时制宜的重要性，点明“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结合中创新发展才是长远之路”的理念。随着纪录片主题不断丰富，大家看到的不再是孤立静止的民族个体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互动跃然荧屏。 不仅如此，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涉及的领域也呈现多维格局。《隆林儿女》《苗寨八年》等从小处着手，通过展现普通人经济生活的变化，逐步破除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生活贫困”等刻板印象，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稳步增长的崭新面貌。少数民族群像是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汇聚起来的。大众不仅想看到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宏观发展面貌，也希望了解少数民族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从新疆来》《我从云南来》等从微观入手，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寻求机遇和爱情的商人，为了梦想或家庭而回到家乡创业的年轻人等普通少数民族同胞的人生故事，展现当代少数民族爱国爱家、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传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要讲好少数民族故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还可以进一步调整传播内容的比例结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引导下，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理念创新：内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十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加速演进，在向少数民族内部观察的同时，也开始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讲述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生动故事，成为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传播理念的一大特色。 纪录片从不同层面展现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共同发展。比如《村庄十年》从60多万个行政村里挑选出10个典型村庄，以鲜活的个体故事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千年一跃”一集讲述了住在深山中的民族独龙族以建立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彻底摆脱了千年的贫困记忆，走上乡村振兴新征程。《西藏 我们的故事》通过西藏交通建设、脱贫搬迁、养老保障、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故事的讲述，表现世界屋脊上“一跃跨千年”壮丽巨变背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还有一些纪录片从国际视野出发，表现能够引发全球观众心灵共鸣的内容。中日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宝藏》便是如此。从小处来说，该片不仅让海外观众为云南雪域高原的壮美深深折服，更被当地的传统艺术文化深深吸引。从大处来看，该片的热播体现了世界观众对人类共有文化宝藏的珍视。正如片中人物卓玛对外界盛赞家乡“宝藏”的看法，“大家想要追寻的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的东西，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东西”。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故事还能内外兼有，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相结合，对内呈现少数民族发展新面貌，对外展现中华民族时代担当，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力量。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效果导向：微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微创作呈现出新的美学样态 为了与当代受众和用户碎片化、即时化、多样化的行为习惯、审美喜好不断适配，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还呈现出一种“微”趋势。 《布依守艺人》等便是“微形态”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可能是一项传承多年的手艺，可能是一项风俗习惯，又或者是一些充满民族智慧的古文典籍。虽然内容不一样，但都篇幅短小，借助视频平台的“短平快”传播特质，迅速传播，为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人津津乐道。还有一些“微形态”纪录片重视民族文化的创新传承，凸显民族文化在当代土壤中生根发芽又与流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方式和传播渠道更加灵活，创作主体从主流官方媒体、专业制作公司，拓展到个体内容生产者。纪录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闭合状态，观众也成为纪录片的叙述者。比如说，某短视频平台用户自行拍摄了一集有关摩梭人的纪录片，从游客的视角去探寻“神秘世界”。虽然制作水平比不上专业水准，视频场景转换不是很流畅，但在网上引起了较多关注。《我是云南的》更是凭借独具特色的民族方言，加上节奏感强且又魔性的音乐，在网上引起一波民族方言秀热潮。人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这推动了艺术大众化发展，填补了传统纪录片关注领域的空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创作到传播每个环节都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总而言之，讲好少数民族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使命，也是整个纪录片创作努力担当的职责。从这个角度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拓宽自身维度和视野的同时，为整个纪录片行业在创作理念和传播渠道等领域实现创新突破提供了有益启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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